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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港台公民运动中的女性「声」影 2017.11.18

2017-11-18 性别平等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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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迄今届满20年。随著2012年梁振英接任香港行政长官后,其加速推行港深两地融合政策,更激化香港民众对政府在经济、政策、文化面向发展的不满。2014年,分别在香港、台湾发生的雨伞运动与太阳花运动,各自展现两地公民社会对於来自中国威权政治力的积极抵抗,同时带出港、台公民运动中的对话。在香港,因雨伞运动遭逮捕的抗争者伴侣,也因其入狱而被群众拥簇出头,成为新的镁光灯焦点;然而,这些「伴侣」在整个运动历程中,与入狱者同样拥有运动者/抗争者身分,在过去却由於性别因素而隐身於公民运动中未被看见。

基此,高雄市妇女新知协会於10月29日在塩旅社举办一场「政治暴力下的亲密战友―港台民主运动中的女性经验」座谈会(下简称本座谈会),邀请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何式凝教授、五名公民运动者、台湾作家胡淑雯及高雄医学大学性别所李淑君助理教授一同对话。尝试以性别视角观看港、台湾的公民运动经验差异与共鸣,以及身处威权政府下,公民运动者如何同时面对交织其身负对抗国家机器与父权社会的双重枷锁,并且展现其能动性。

因性别而隐身的运动主体

本座谈会邀请的五位公民运动者皆为女性,年纪为二十至三十岁不等,属於新生代社运人士。从她们现身说法可知,作为「女性」参与雨伞运动时,自身的运动主体容易在以男性为主的阳刚社运场域里隐形;同时,具备男性运动者「伴侣」的身分,也使她们总是以「关系人」而非运动者的位置被群众认识。参加座谈的香港公民运动者袁嘉蔚表示,「我不只是罗冠聪的女朋友,我也是一名抗争者,我出来(讲话)不是因为我是罗冠聪的谁,是因为我是袁嘉蔚。我参与社会运动也有六年的时间,但在罗冠聪入狱期间,我被当成替代品,当他(从监狱)出来,我就退回专门联络员。」

高雄医学大学李淑君助理教授指出,上述公民运动者因性别而被隐身的主体位置,此种对女性不平等的经历,与8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中一群投身社运的女性雷同。过去这些台湾女性,也因为大众对性别位置的刻板想像,在其同为抗争者的丈夫被捕入狱后,被当时群众期待该以政治犯配偶身分「顶替」丈夫们在狱中的「过渡时期」,完成服刑的丈夫在政治运动中的任务与功能;在伴侣出狱后,又期许她们该「回到」运动者伴侣的辅助位置,许荣淑、周清玉等人均属之,她们的位置犹如战争时期后勤女工的角色。

本文认为,无论在先生/伴侣入狱时或出狱后,主流媒体对这群女性社运者的想像,始终停留在期待她们当个「好妻子」、「好女友」的关系性角色或替身上面;相较於她们,男性社会运动者却鲜少面临因性别而被隐身的处境。造成此现象的因素之中,无法忽略的是整体社会从未拔除因性别差异而存在「女性应做贤内助」、「男性较适合与体制冲撞的阳刚场域(如社运现场)」、「男性较能担当领导位置」等刻板印象。

被性/别化的运动身体

另一方面,有别於二、三十年前,近年港、台参与社会运动的成员不再以男性占绝对多数。惟,参加本座谈会的香港公民运动者表示,当女性参与社会运动时,除不若男性容易打入领导群体或成为领导者外,其身体形象、容颜外貌、私领域生活也总是被摆在她们对该运动的主张之前。此种现象亦发生在台湾,如2014年太阳花学运中,被摄影师捕捉到容貌与身材符合主流男性凝视下女体形象的刘乔安,曾遭当时中天新闻台《新闻龙卷风》节目的评论员彭华干以性化的字眼描述其胸前未拉拉炼「超杀、超正」。对此,作家胡淑雯回馈表示,「现在你们(指参与本座谈会五位公民运动者)面临的是被狗仔化的对手、被庸俗化的群众政治空间。你怎么样都不对,跟谁在一起不对、不跟谁在一起也不对,这时候正是时候发展出一种女性运动者的内聚力量,有些事情适合用自己的方式先处理。」

本文认为,女性运动者与男性运动者同样面对国家机器与反对舆论,同时又承担了父权凝视下异性恋单偶制「忠贞」标准的检验,或被摆在「关系人」的辅助位置而无视自己身为运动主体的诉求,或个人身体形象被局限在主流男性凝视的女体单一想像窠臼中。是以,如何松动威权体制结合父权社会加诸这些女性身上「性/别化的身体」与「隐形的主体位置」,无疑是她们面对此双重鞭笞的一大课题与挑战。

结语

近年来,港、台公民运动中的性别比例已渐趋平衡,女性不再属於运动中的绝对少数。然而,因性别而生的不平等更伸入运动位置与能见度向度,「如何被看见」、「被看见何种样貌」等是女性运动者面临政治与性别的交织命题。本文综合本座谈会来台交流的新生代运动者现身说法,以及过去台湾社运中的性别现象,从公民运动者的性别对其参与社运过程的影响,分为「被隐形的主体」与「被性/别化的身体」两个议题进行讨论。笔者透过本座谈会看见,来台交流的五位香港公民运动者,尝试藉由与台湾与谈人、听众的对话交流,厘清自己身处的运动环境对性别平等存在何种更深层的匮乏内容,同时也内聚自身的女性力量与内涵,这正是她们面对因国家与性别因素,加诸身为女性公民运动者的双重不利时,展现能动性的方式之一。

文/李冠霈/高雄市妇女新知协会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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